文/陳效真(音樂文字工作者)
看到出生於俄羅斯的猶太裔德國鋼琴家列維特(Igor Levit)與提勒曼(Christian Thielemann)合作出專輯,我非常驚訝。因為怎麼想,這都不像是會主動合作的兩個人。除了音樂上的表現,列維特在樂界最大的爭議之一,就是非常熱衷在社群媒體上大談政治議題。他認為參與政治是每個人的責任,每一部音樂作品都蘊含某種政治情感。
所以除了不斷發表政治言論,以尖銳的口氣批評世界局勢、右翼民粹主義、英國脫歐⋯⋯等。他也常參加政治集會,在音樂會上表態。但是長期觀察他在政治議題上的說法與做法,又很容易看出列維特的反覆、矛盾與情緒化。舉例來說,他對「鋼琴家暨政治行動者」這樣的分類感到厭煩,但是,是他自己把音樂和政治綁在一起;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戰爭初期,列維特馬上關掉社群帳號,宣布「僅以音樂回應政治事件」,但是幾天後又重開帳號表明支持烏克蘭,在音樂會上大奏烏克蘭國歌,不免讓人有看風向的感覺。列維特反右翼、批評反猶太主義的立場非常明顯,但是,提勒曼不就是出了名被歸類到右翼保守派的音樂家嗎?
記得提勒曼剛受到國際樂壇注意時,經常得在音樂之外澄清自己「沒有贊同納粹」。三十多年過去,在各種訪談中,還是經常看到提勒曼在澄清類似的議題。他並不公開支持德國極右政黨「德國選擇黨」,但「德國選擇黨」卻明確表示支持他。
再加上剛出道時被冠上「#年輕的卡拉揚」封號,演出選曲又偏好晚期德奧浪漫主義,尤其華格納、布拉姆斯和理查‧史特勞斯等作曲家的作品,風格被認為是延續福特萬格勒等正宗血統「老派」德國指揮。當提勒曼在二0一九年首度指揮維也納愛樂新年音樂會時,立刻有媒體大酸背後理由是因為奧地利極右翼政黨自由黨在二0一八年重返執政使然。「保守主義」、「右翼份子」的標籤一直貼在提勒曼的身上撕不下來。
那麼,一個收過右翼份子死亡威脅的鋼琴家,在維也納與一個被認為是右翼份子的指揮合作,竟是為什麼呢?理由還是音樂理念上的契合。
二0一五年,提勒曼與德勒斯登國家管弦樂團在慕尼黑演出,因為鋼琴家臨時取消,列維特接到請求救火的電話,曲目是他從來沒有演出過的莫札特第二十一號鋼琴協奏曲,而且排練時間只有四十分鐘。雖然時間極度緊縮,只能透過彼此的即興反應與默契對話,列維特卻認為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。只是除了後來在飛機上巧遇,兩人在演出結束後共進晚餐之後,就再也沒有聯絡,直到二0二一年年底才有機會合作蓋希文《藍色狂想曲》。
接下來是柏林的會面。兩人在湖邊散步時,提勒曼和列維特談到音樂,討論演奏哲學,最後在 #布拉姆斯的鋼琴協奏曲 中找到共鳴。剛好當時提勒曼要與 #維也納愛樂 合作布拉姆斯的交響曲系列音樂會,於是順理成章邀請列維特演出協奏曲。兩部協奏曲分別在二0二三年年底與次年四月完成錄音,列維特另外於一、二月在漢諾瓦完成布拉姆斯四首晚期鋼琴獨奏曲。
提勒曼提過布拉姆斯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猶如一部未完成的交響樂,開頭雖然具有強烈的英雄氣概,但是不應該處理得過於誇張。「我過去犯過這樣的錯誤,這次我會努力讓它顯得精緻點。」這一點從兩人合奏時,第一樂章開場的管弦樂齊奏就非常明顯。
它像是一個鋪陳的起始,而不是馬上毫無保留的全盤托出。布拉姆斯的協奏曲繁複艱難,列維特曾忍不住說「有時候我真的很想對作曲家說:『能不能給我一個可以鬆口氣的地方?』」即使如此,列維特仍堅持第二號鋼琴協奏曲聽起來應該是「嘴裡叼著小花,在奧地利山區牧場邊走邊哼唱那樣充滿詩意」。唱片解說冊裡的對話記錄,可以看出兩人極其強調布拉姆斯的細緻面,以及指揮與獨奏間的即興互動與信任。但是付諸實現的效果呢?
這樣的理念在現場音樂會上也許可行,因為藝術家的反覆不定、自我顛覆與突發即興,往往是再創造的動力。透過演出者臨場表現,可以讓每場演出都獨一無二。我可以想像如果連聽五場,一定會為他們打造出來的五種布拉姆斯面貌大感興奮。只是當其中一場被圈箍在無法變動的唱片時,對我而言,無法完全理解他們看待布拉姆斯的角度。現場演出或許可以看到音樂家之間投捕、對話、即興、甚至故意唱反調等互動上的效果,因而明瞭樂曲詮釋的邏輯。
但是唱片只錄下聲音,雖然把樂團和獨奏分開來欣賞,會發現很多有趣新鮮的處理。但另一方面也聽到兩人各自專注於自己經營的細節,缺少布拉姆斯作品最重要的整體結構。加上錄音效果並不理想,清晰度和層次感不足,也就使兩人意圖搭建的效果更顯模糊。獨奏曲部份因為只有一人演奏,列維特對布拉姆斯作品的論述倒是較為清晰,同樣延續冷靜、注重細節的處理風格,特別是音色與情感的變化。
列維特與提勒曼的合作理念不是不可行,但是當他們決定錄製唱片時,我認為應該找出能顧及兩人理念,同時又適合唱片媒體特性的詮釋手法。這套唱片最後的句點,是列維特與提勒曼以鋼琴四手聯彈演奏布拉姆斯A大調圓舞曲。兩人在一架鋼琴上和諧一體的表現,說明所謂政治理念只是紛擾的世間表象,也許在音樂裡可以找到純淨、同質的人性本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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