幕後

【走入劇場】有了星座、塔羅與人類圖,你還需要信仰做什麼?──樊宗錡辯證神人關係之作《神明母甘的囡仔》

30

Jun
2022



與樊宗錡相談,能感受到他花費極大心力在打磨劇本的表達意涵。 © 趙珮榕


「我們聽到的宗教故事,往往都是正向的,大多數都談神蹟、發生的都是好事;但假如是負面的呢?」我們與樊宗錡相約談籌備中的新作《神明母甘的囡仔》時,他拋出了一個大哉問。這個提問的進一步詮釋其實非常日常、卻極難面對:如果神真的存在,卻沒有給你任何指引呢?


儘管《神明母甘的囡仔》還在架構中,其腳本已儼然成形:一個受到神明旨意誕生的孩子,因離奇的身世與母親的堅持,成為虔誠的信仰者;然而當母親重病時,神明卻沒有接受他的祈求。親人的離世造成信仰上的第一次鬆動。100年後,這名孩子已是廟主,隨著瘟疫侵襲,他必須安排一場出巡以替家鄉消災,然而科學觀念的發展、醫療的進步,以及人人懼怕染疫的恐慌,都再度讓他重返考驗:他該如何在新時代,驗證自己對於信仰的虔誠?


你或許會覺得「虔誠」在現代聽起來有些落伍,但樊宗錡的劇本點出的,的確是不同時代背景下人對於信仰需求的相異度。在有星座、紫微斗數、占卜、人類圖、冥想,甚至是瑜珈、重訓瓜分人心寄託的時代,傳統民間信仰存在的意義是什麼?還堅持於探詢信仰意義的,不就是帶點傻氣的「虔誠」?


從儀式探討到扣問核心本質

樊宗錡本人也一如他劇中角色,對於宗教有些傻氣的執著。他出生在超級天龍國的台北大安區,住家斜對方向就是大名鼎鼎的豪宅帝寶,可以想見,求學時代他的周遭應該都是中產階級甚至是富裕二代;但與同學們相異,他家與信仰頗有淵源,幼時生病時家裡人總會去廟裡拜拜,家中也供有神壇,他長期參與宗教活動長大。成年後的英國留學經驗也促使他思索原鄉:中國因為文革的原因,在宗教與信仰的承接上是斷裂的,台灣相對保留了豐沛的信仰文化,成為在地特色的一環。自身的成長經驗加上對於本土元素的再探詢,讓樊宗錡一頭栽進家將、陣頭、繞境等宗教活動裡。


兩廳院駐館創作計劃之一的《家將》,就是透過參與青山夜巡,探討信仰背後的意義。當儀式層面挖掘到一定程度後,樊宗錡開始面對到人對信仰的核心本質,於是《神明母甘的囡仔》轉而探討「流動」:人對神明態度的改變。


德國哲學家胡塞爾(Edmund Husserl)在《歐洲科學危機和超越現象學》中,論述現代科學將「自然」從我們的直觀視野中,變成一種客觀對象。其意思是,當我們能客觀看待自然以後,便將自然當成一種用之不盡、取之不竭的提取對象。大自然成為一個倉庫,當人類有需求時,可以從自然中汲取資源。


樊宗錡認為宗教也如是。農業社會時,因人不能控制大自然,因此神明是天的化身,宗教儀式則是溝通媒介;但工業革命後,蒸汽動力改變了原有的規則,人定勝天的觀念出現,天文學得到長足的進展、世界觀也改變了、醫療更是在幾百年內突飛猛進,在這樣的背景下,宗教信仰不再具有宰制的權威性,也就跟大自然相同,成為隨人類利用的囊中之物。


信仰可拋可棄,你需要時再提取出來利用就好

他的《神明母甘的囡仔》,劇情架構看似討論人對於信仰的破滅與重拾,但背後談的就是這種離散、轉化、利用。這也是來自於樊宗錡自己的經驗,小時候常跑廟宇,長大之後卻不再覺得神明是必須的,直到需要心靈寄託,又再去廟宇跟神明許願、談話。只是那個重要性,跟早期社會相比可有可無,我們不再認為神明會帶給我們人生什麼重大轉折,只希望心靈平靜就好。對神明的期望降低,神明的必要性也就降低了。


然而樊宗錡的劇本並不是要diss神人關係的轉變,他對於變化並不排斥,正因為神與人在現代是平行關係(你要說是互惠、或相互利用似乎都可以),因此神人共存才顯得有紀錄的必要。他其實是透過戲劇表達:信仰與人的自我一直是衝突的。人有時會對信仰虔誠、降溫後又認為宗教活動擾民,可是疫情時,信仰又可以成為一種藉口。因此怎麼思考神人之間的依賴與共存,才會變成一個長年不變的主題。


從《家將》到還沒孵化的《神明母甘的囡仔》,你可以見到樊宗錡對於信仰的探詢一直在變化。人類社會與宗教信仰的依存,我們或許無法有個最終答案,然而這個思索路徑,卻在樊宗錡的戲劇中,一次又一次的保存下來。


( 文/陳怡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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